编者按：

 病毒无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而且对人类的卫生事业提出严重挑战。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诸多的思考。人们不禁要问：中外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疫情？如果有，这些疫病又是怎样发生和蔓延的，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时社会又是怎样应对疫情的，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又有哪些重要的历史启迪？鉴此，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以“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为主题的研究系列笔谈。此次研究系列笔谈由广西师范大学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侧重于向广大读者朋友传递有关中外疫病史等基本知识，从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不同角度回答中外历史上的重大疫情与社会应对问题。期盼广大读者朋友从“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研究系列笔谈中获得智慧与启迪，进而为当下的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持并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彰显新时代人文社科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系列笔谈二：

系列笔谈二：中国近代疫情及社会应对 

文/唐凌（广西师范大学 教授）

作者简介：

唐凌，男，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广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战时桂林损失调查研究报告》等专著；获广西优秀专家、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回顾人类重大疫病史，不难发现，无论古今中外，均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疫情的发生与防控，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朽，造成国弱民贫，社会落后。这种背景，决定了疫情一旦发生，防控的形势异常复杂、严峻。

一、清末鼠疫与防治

中国近代的鼠疫最早于1855年开始在云南出现，经过30年的蛰伏，到了1894年突然爆发，殃及到了中国南方多个省份，造成了上千万人口的损失。辛亥革命前夕，鼠疫在中国东北再次爆发。当时爆发的鼠疫，是鼠疫中最凶残的一种：肺鼠疫；主要存在于西伯利亚的旱獭身上，俗称旱獭鼠疫菌株。

19 世纪末，大量矿工、伐木工、皮草猎人等为了生计，纷纷聚集在西伯利亚草原及蒙古草原地带；他们在促进清末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繁荣的同时，也扩大了人群聚居规模，同时不择手段地猎杀动物，最终酿成大祸。

1910年10月，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爆发了这种鼠疫。沙俄政府严密封锁消息，焚烧掉疫情区的房屋，最后把不明真相的染病劳工，主要是来自中国东北的劳工们撵走，鼠疫就这样传播到了东北大地。

根据（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提供的信息，历史上存在欧亚疾病交融的时期。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喜马拉雅山麓，中非的大湖地区，是两个最早的疫源地。

地方志资料显示：云南的鼠疫在元朝之后持续爆发。游牧民族之间因贸易、战争等交往，开辟了鼠疫传播的道路。

当蒙古骑兵深入云南和缅甸的时候，他们进入了啮齿动物至今都在为鼠疫杆菌充当宿主的地区，这不经意间让该病突破了以前的地理界限。

综合这些情况分析，欧洲黑死病——云南鼠疫——东北鼠疫，存在着病源的历史逻辑。东北鼠疫的病人从西伯利亚将病毒带入，但是，更远的病源地，却不能忽视历史的考察。

东北鼠疫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不到5个月时间（1910年10月～1911年4月），这场鼠疫卷走了6万余人的性命[王哲.1910年扑灭东北鼠疫纪事[N].人民政协报，2013-05-23(005)]。

为何云南及其周边地区的鼠疫影响力不如东北？

云南及其周边地区的鼠疫是阶段性的，较为分散，且发生地多为山区。因此，尽管死亡人数远超过东北，却较少为人所知；而东北地区由于相对集中，爆发迅猛。同时，涉及俄、日等国，国际关注，所以影响很大。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面对如此凶猛的疫情无能为力。后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引发国际纠纷，危及京都安全，不得不责令外务部进行处置。

清政府外务部聘请医学博士、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负责防治工作。伍连德虽然势单力薄，但是由于技术高超，并善于凝聚社会力量，采取科学的措施，迅速扭转了疫情。

伍连德博士（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是确定传染方式。伍连德开展现场调查，尤其是通过解剖尸体，提出造成鼠疫迅速蔓延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呼吸传播，从而把握了防疫的正确方向。

二是坚持采用隔离的方法阻断疾病传播源。他要求东北各级政府隔离患者，各城市戒严，关闭南满铁路和日清铁路，完全断绝关内外交通。为了防止飞沫传染，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隔离病菌。再次，大量发放传单，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不仅在心理上让百姓们有了消灾辟邪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利用鞭炮散发出的硫磺，起到对空气消毒的效果。

三是推行火化，清除尸体污染根源。

整个东北鼠疫防治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当时，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民众配合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日、俄等国企图以防疫为名，控制中国主权的行为，维护国家利益。

隔离期间，民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成功控制了东北鼠疫后，伍连德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1911年4月3日，邀请11国专家，于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 500 页的《1911 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使中国的防疫成就受到世界关注[伍连德.伍连德自述——鼠疫斗士（上）[M].程光胜，马学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

二、抗战时期日军侵略下的疫情与抗疫中的民族精神

日本731部队等大肆制造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

1940年7月，日军派出飞机来到宁波投洒毒菌，共投下伤寒菌液70千克，霍乱菌液50千克及沾染鼠疫菌的跳蚤5千克。疫区成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鼠疫调查报告（1944年3月18日）图片来源：

严峰.鼠疫！伤寒！炭疽！霍乱！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上）

[N].杭州日报，2014-08-24(A10).

1941年春天，日军又在湖南常德，投下带有鼠疫菌的毒物，使鼠疫在常德地区流行，7643名无辜民众成为细菌战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日军进行细菌战而得传染病的人数达到1200万之多[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5·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1989；地方志资料统计]。

抗战时期疫病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难民潮的涌现。

桂柳会战期间的疫病，不仅扼杀了大量中国民众的生命，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战争是疫病的催化剂。

抗战前，桂林城区人口约为7万，1945年达到16万人。大量难民的聚集，迅速恶化了民众的生活环境。霍乱等传染性疾病蔓延开来。

日军在占领桂林期间，大肆烧杀，遍地是人和动物的尸体，腐烂发臭，病菌传播，饮水污染，从而加快了霍乱等疾病的蔓延速度。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投入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抢修建铁路和飞机场。民工在非常艰难困苦的场所工作，身体疲惫，缺乏医疗保障，霍乱等疾病蔓延，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唐凌，付广华.战时桂林损失调查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但是，他们的工作，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军队和游击队用军事手段阻止日军的进犯，政府采取开展检疫、注射疫苗、救助难民等措施防止疫情的扩大。抗战时期的防疫，既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是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医学措施虽然有限，民族精神则是充分张扬。

三、结论与随想

中国近代的鼠疫前后蔓延了半个多世纪，前期主要发生在云南及其周边地区，后期主要发生在东北地区。前期人员伤亡惨重，社会应对缺乏详细记载，说明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后期由于采用了科学的防治措施，及时控制了疫情，说明科学是克制疾病的重要武器。

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社会急剧动荡。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软弱无能。当重大疫情出现时，应对措施乏力，成效甚微。因此，民众在疫病的打击下，命运悲惨。没有强大的祖国，就不会有个人生存的根基。

云南和东北鼠疫的发生，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保护生态，敬畏生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战争与疾病是必然的伴生物。抗战时期的烈性传染病传播，主要是日军侵略导致的结果。消除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发展问题，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路径，也是防控疫情的最大良方。

防疫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凡是做出过贡献的人，历史都不会忘记。反之，凡是导致疾病出现及危害的人，历史都会将其钉在耻辱柱上。“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

自从人类出现，疾病的危害就从未停止。在大自然里，人类和疾病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进化。“任何时候，与疾病进行斗争，都只能说暂时结束，而不能说胜利”。这是历史的告诫，也是未来的警示。（完）

来源：【战疫情】广西文科中心“中外疫情与社会应对”研究系列笔谈二||唐凌：中国近代疫情及社会应对https://mp.weixin.qq.com/s/NxwVatZJdXNl9Ikia0Gi2A